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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2017-06-11 17:02:49  来源:短史记  编辑:SD-Y0526

核心提示:孙中山“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之说广为国人所知,与埃德加·斯诺的回忆录《复始之旅》被翻译进中国有关。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1924年,孙中山,摄于广州

孙中山“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之说广为国人所知,与埃德加·斯诺的回忆录《复始之旅》被翻译进中国有关。

斯诺在该书中写道:

“孙博士甚至在同俄国人达成了协议之后,(1924年)还向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吉尔德·舒尔曼发出最后一次呼吁,要求他促成大规模的国际干预,这种规模的干预甚至连俄国也从未试图进行过。他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消灭军阀,跟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人民做好民主选举的准备。舒尔曼先生并没有认真地对待他的梦想。然而,俄国人却采取了认真的态度。”

宋庆龄晚年,对斯诺的这种说法持否定态度。

宋辩驳道:

“孙博士从没提议让外国列强占领中国,而是主张帮助国家的发展。”

那么,孙中山究竟有没有“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呢?

舒尔曼(Jacob Gould Schurman)自1921年至1925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24年1月6日,曾赴广州大元帅府,与孙中山有过一次密谈。在场者,还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宋庆龄、陈友仁、伍朝枢以及孙的美籍顾问诺曼(Robert Norman)。

据詹金斯在1927年披露,此次密谈中:

“孙逸仙所提出的计划要点包括商请列强组织联军进驻各省省城,以及军队控管所有的铁路、河川、港口与电信。聘请美国与欧洲的专家前来中国担任中央与各省之军事、财政、防汛、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顾问,为期五年。在这列强共同监护的五年期间,应举办全国性与各省的选举,将控制权逐渐转移给民选的领袖。……华府曾经就此计划探寻过欧洲各国的意见,但均未获得正视。”

美国作家Lyon Sharman在1934年出版了“美国第一部认真研究孙中山的著作”《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A Critical Biography》。该书利用詹金斯所披露的资料,“指出中山先生曾有请列强各国对中国作五年干预,以便实行选举的提议”。

斯诺的回忆录《复始之旅》1958年在美国出版,他说孙中山“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史料源头应该同样是詹金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的这番披露,是否真实呢?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美国驻华公使Jacob Gould Schurman。Schurman对孙中山观感不佳,曾对柯立芝总统形容其谈话态度疯狂,可能有精神疾病

1924年1月13日,《民国日报》(国民党机关报)对孙中山与舒尔曼的密谈内容作了公开报道。

该报道无一字提及“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中国五年”,但却披露孙中山非常希望由美国牵头,联合列强支持何东的“和平会议计划”。

何东是香港富商,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与孙中山也颇有交情。

1923年7月,何东致电全国实力派人物及各省长官,提议召开“国内领袖联席会议”,用和谈的方式来结束军阀割据,并“延请列国公使,赞助良谟,陪席与议”。孙中山率先表态赞成。

9月,何东亲自北上推动此事。不过,这一倡议,遭到了国内左翼政治力量的极力抵制,蔡和森、张太雷、向警予等,均多次刊文驳斥,指责何东请列强参加会议,是让外国来做“监督和仲裁”,是在干涉中国内政。

舒尔曼在1924年1月29日给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正式报告中提到:

“(在1月6日的密谈中,孙中山)以殷切的态度大略地提出邀集中国各方领袖举行会谈商讨中国统一与裁军问题的计划。孙渴望由美国政府出面与列强协调后召开。”

该报告没有提及“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监管中国五年”之事。

略言之,“建议英、法、美三国占领、监管中国五年”之说,见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之披露,但不见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的正式报告,也不见于中方材料。

如此,就存在多种可能。比如:1、詹金斯之言,是否存在断章取义或者夸大其辞,尚未可知——注意,斯诺说的是“占领”,詹金斯所说则是“监护”,此中区别已然很大。2、是否孙中山在密谈中确曾言及此事,但舒尔曼因某些原因(如视之为异想天开),而未将其写入报告?

可以确定的是:孙中山当日确曾请求美国出面,邀集列强促成中国的“和平会议”。

这一建议,被当时的左翼力量解读为邀请列强来“干涉中国内政”。孙中山自己的解释则是:

“为今之计,只可利用列强之势力,……如列强不即加以助力,迟至明春,中国又将见战事,且不止一处。”

此次左翼力量针对“和平会议”的反对浪潮,实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孙中山虽已于1923年初开始运作“联俄容共”,但这一次,左翼力量完全站在了孙的对立面。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蔡和森撰文讽刺孙中山所倡导的“和平会议”,是“唯恐外人不干涉内政”、“只想建立洋大人统治之下的和平”

(文/谌旭彬)

************

注释

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1984,P110。邓广殷/口述,郑培燕/撰文,《永不飘逝的记忆 我家与宋庆龄事业的情缘》,东方出版中心,2013,P103。张忠正,《孙逸仙博士与美国 1894-1925》,(台)广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P467-468。李云汉,《中山先生护法时期的对美交涉(1917-1923)》。收录于《中国现代史论集 第七辑 护法与北伐》,1982,P246。与美使舒尔曼的谈话,1924年1月6日。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9卷》,中华书局,1986,P24-26。《何东提倡联席和平会议的讨论》,《东方杂志》1923 第17号。蔡和森,《由华盛顿会议到何东的和平会议》,1923年12月1日,收录于《蔡和森文集》,1980。张忠正,《孙逸仙博士与美国 1894-1925》,(台)广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P452-453。与胡特的谈话,1924年1月13日,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9卷》,中华书局,1986,P55-56。参见:《团香港地委报告(第二号)——反对何东和平会议事》,1923年10月29日。收录于《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22-1924 甲》,P165。

附文

“孙大炮”考

文 | 杨津涛

孙中山为什么被称为“孙大炮”,其原因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出自唐德刚《袁氏当国》一书。该书称: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

至于“孙大炮”一词的内涵,今人亦多认为名副其实。如有网友说,“用在这人身上倒是再合适不过了,孙中山那么大名气……好说空话忽悠人,实际办成的没几件”。

揆诸史料,以上说法,并不成立。

1、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

所谓“大炮”,来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

孙中山给人留下“车大炮”的印象,始于他在海外宣传革命时期。当时华侨上层人士多支持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使革命党的活动难以开展。1910年,孙中山在芝加哥拜访华侨时,一个开洗衣店的华侨对他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这位华侨显然是用“车大炮”质疑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主张。

孙中山被视为“车大炮”,还与他民国初年提出的《建国方略》有关。胡适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孙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也有回应这种嘲笑的用意在其中。

在所有的“建国方略”中,孙的铁路计划最为人所诟病。有人回忆,“由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分子复杂,中山先生提出建设铁路计划等等,内部就有人诋毁中山先生为‘孙大炮”“总理主张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许多人认为总理理想太高,不能实现,加他以‘孙大炮’的诨号来讥笑他”。

也就是说,将“孙大炮”和铁路计划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党人,而非袁世凯。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孙中山在檀香山宣传革命的旧址

2、孙中山自己,常在演讲中用“孙大炮”这一绰号自我调侃

对于“孙大炮”的政治含义,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1)反孙者将“孙大炮”作为一种侮辱性称呼,视孙中山为“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毫不尊重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车大炮”这个称号也随之被带回国内,并进一步变为“孙大炮”,成为政敌对他的常用蔑称。

1913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在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高声议论“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面对此情此景,孙中山表现“从容如常”。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

早年投身革命的袁同畴则回忆,陈炯明不满孙中山,“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显然,在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

(2)挺孙者认为“孙大炮”绰号表现了孙中山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孙中山自己也不因有这样一个绰号而生气

在孙中山党人、政敌之外的第三方人士,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

1919年,陈独秀在文章中说,“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这里,陈独秀是用“孙大炮”形容孙的理想主义。

1926年,张友渔曾甚至撰文为“孙大炮”这个绰号辩护。张说:“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在这里,“孙大炮”被视为了一种赞美。

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并不十分在意。他常在演讲中拿这件事自我调侃,比如:“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陈炯明部队)变为泥粉。”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1929年,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3、胡适:中山先生所受最大冤枉,就是被指为理想家,不是实行家

(1)孙是一个放炮者,也是一个实践者。

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

如1918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北洋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对参与非常国会的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

孙中山是一个放炮者,也是一个实践者。自1894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1911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1910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所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

2、“十万英里铁路计划”,其实没有一般人所想象的离谱

孙中山的“十万英里铁路计划”,是今人嘲笑其乃“孙大炮”的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常见的意见有二:

1、孙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十万英里”这一数字太过浮夸,须知,至1950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22238公里。至2015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才突破11.2万公里。

2、孙刊登在《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规划图,“与其说是铁路规划,还不如说是各大中城市之间的连线游戏……相信施工人员看到那么多笔直线路,上吊投河的心思都有了!”

孙的铁路计划之里程,有两个重要数据。

一是1912-1913年间,孙多次对外宣传“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

二是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所设想的“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据孙的描述,其设计的铁路系统,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

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日后中国铁路的发展速度都远没有达到孙的期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孙被称为“孙大炮”,似乎也是无可厚非。

不过,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孙当年特别参考了美国铁路的发展史——譬如,孙曾声称“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哩,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考虑到美国在1880-1890年间,所建造的铁路确实超过了二十万里,而孙又一再强调自己的建设计划的核心,旨在通过出让一定年限的经营权,引入美国资本、法国资本乃至日本资本来为中国修筑铁路,则所谓十年建造“二十万里”、“十万英里”的铁路,虽然不太现实,却也还算不上非常离谱。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美国铁路里程变化图。转引自欧国立,《轨道交通经济学》,中国铁道出版社,2014,P61

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非常多不专业的地方。

端纳曾陪伴孙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端纳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孙在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博士,那条绕过西藏的铁路永远也没法建成。你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建,仅此而已。你的线路要经过的一些通道有18000英尺高。”

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见下图)

孙中山曾建议列强占领、监管中国五年?

孙中山绘制的铁道线路规划图

最后,关于“孙大炮”这段历史公案,不妨以胡适对孙的评价作结:

“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文/谌旭彬)

**********************

注释

梅斌林:《关于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活动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36页;朱蕴山:《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追忆宋玉琳与韩蓍伯》,《朱蕴山诗文集》,团结出版社2008年, 第113页;《总理遗嘱的意义》,朱燕平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1927—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刘萍、李学通主编《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方鼎英:《谭延闿的湘军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上)》第1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68、469页;张朋园等记录《袁同畴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张友渔:《革命党与大炮》,《张友渔文选(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0页;段云章、沈晓敏编著:《孙文与陈烔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0、531页;丁超五:《护法时期追随中山先生琐记》,《文史资料选辑(第10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第74、75页;胡适,《〈孙文学说〉之内容及评论》,刊于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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